文化项目乱象：文化园里还有多少文化

文化经济两驾马车孰轻孰重

    无论是“中华文化标志城”，还是早些年的“华夏第一祖龙”，都是地方政府在大力推动，尽管受到广泛质疑，但是一些地方为何不顾批评，仍在一意孤行？

   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，几乎每一个建设项目都打着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“提升城市文化品位”的招牌，同时又与“带动旅游文化产业发展”“促进人民群众致富”挂钩。

    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何双全说，甘肃近年来一些地方都打出历史文化牌，像秦安喊女娲，临洮喊老子，泾川喊西王母，永昌喊罗马人，基本思路还是沿用长期以来就有的“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”。从积极方面说，地方政府出发点是好的，目的之一是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热爱传统文化，从这个方面讲，适度开发，无可厚非。但问题是许多都变味了，“文化”叫得特别响亮，乃至夸大，甚至生搬硬造，炮制出“假文化”。

    何双全说：“比如‘秦皇祭天第一坛’，秦朝先祖在甘肃的天水陇南一代，后来东迁至陕西，所以秦文化地区主要在陕西和甘肃天水与陇南，与平凉市的华亭县并没有多大关系，其他地方都没有喊，华亭却喊开了，这就脱离了历史实际，让人感觉很奇怪。”

    “这些做法是传统文化的‘大跃进’，不仅缺失文化内涵，还会造成经济损失。”他说。

    与何双全的观点鲜明相比，甘肃省文化厅文化市场处副处长魏亚峰则显得比较谨慎。他认为，对于“中华文化标志城”等问题，反对和赞成的意见，主要是视角不同，前者主要考虑经济因素，后者则更考虑文化因素，很难说二者谁对谁错，关键是看以什么标准衡量。

    他说，以深圳的世界之窗为例，它微缩了世界各地的著名文化景点，可以说没有多少文化内涵，大家也知道这些景点是假的，但为什么去参观的人还很多？原因就在于有市场。“地方需要发展经济，历史文化遗存是一种资源，但一些地方没有，或者很少，怎么办？于是就找一个切入口，比如历史人物出生地或活动地，都可以被拿来利用，实在不行就人为创造。这些没有文化价值，但做好了就可以成为景点，带动旅游业发展。”

    “拿敦煌莫高窟来说，从开始兴建时起，历朝历代都有新建或重建的洞窟，大家认为唐朝的洞窟很好，而觉得清朝的是败笔，但在当时就很难判断。今天建造的东西，过上数百年，可能是文物，也可能是垃圾。所以看待这些文化项目，也应该有一个历史眼光。”

历史文化项目：要有大楼，也要有大师

    几十年前，梅贻琦在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说：“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对于这些历史文化项目建设的是是非非，这句话不无参考价值。

   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柯杨认为，开发历史文化遗存，服务经济发展，不是不能做，而是首先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不能牵强附会，更不可遍地开花，拿永靖来说，黄河三峡本来就是很好的旅游资源，再拿孔子来宣传似乎已无必要。

    何双全认为，建设历史文化类的公园、广场、街道或举行祭祀活动，要符合历史实际，也要符合现实，既要有扎实的研究基础，做好科学规划，又要细算一下账：投资能不能收回？多长时间收回？这些涉及文物、文化、旅游、土地、规划、建设、财政和发改委等部门，而且还有审批权限问题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。

    支持他这一观点的例证是：甘肃去年开始选取麦积山、炳灵寺、大佛寺、骆驼城、锁阳城、玉门关等11个景点，申报世界丝绸之路文化遗产。从调研开始，到中间论证，最后批准实施，一切顺利的话，也得需要5年。

    “说实话，我们搞丝绸之路文化申遗，主要目的还是希望以此带动旅游发展，这和许多地方都是一样的。但花这么大力气和这么长时间，是因为如果不经过严格论证，这些项目非失败不可。”他说。

    魏亚峰说，如何利用历史文化遗存带动旅游等产业发展，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，有成功的典型，也有不少失败的例子，可行的做法是：应该允许探索，当然也有前提条件，就是不能夸大或过头，也不能破坏现有的文物或景观。

    “开发历史文化遗存市场，可以有多个层次，有的人喜欢看原汁原味的，有的人也喜欢人造的，二者并不矛盾，当然，不能制造文化垃圾。”魏亚峰认为，现阶段许多类似的文化项目都处于简单仿造的初级阶段，尽管也有一定的经济价值，但不宜过滥，而应注重挖掘历史文化遗存的内涵，比如在另外一个地方仿造一个莫高窟，可能会有不少人去看，但这远远不够，而像《大梦敦煌》、《丝路花雨》等歌舞剧，虽然也以敦煌为题材，但很有文化内涵，因而受到广泛欢迎。

    魏亚峰建议，我国正在制定的文化产业促进法，应该对这些现象予以关注，制定相应标准，加以规范，使历史文化项目建设做到有法可依。